大多数以总统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在总统因故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都是由议会的议长或总理来代行总统的职权。
限制功能防止税收行为的恣意行使，主要通过设定一些基本原则或制度对税收进行规范和制约来达成。从另一角度而言，宪法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实为人民主权的应有之意。
[9]实行税收法定主义可使每个公民在关心自身利益的同时，切实体会和感受到其中所承载的宪法价值理念，这对于在全社会形成和确立宪法价值共识具有十分重要推动和促进作用。[28] 言而总之，纳税人首先应是税收活动中的权利人，而不仅仅是纳税义务人。它不但是政府财税制度的基本原则，也因其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而成为法律调整的重要内容。而原则模式认为，税收是国家为了公共管理需要向因管理而受益的公民施加的经济负担，但国家征税权并非无限的，而是应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为征税权的强制性和无偿性容易对纳税人造成额外损害，因此在宪法中规定税收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对其加以防范。关键词: 税收法定主义;宪法精神;宪法要件 税收法定主义在当今已经作为法治的一个要素深入人心，广为各国接受和推崇。
税收法定主义与法治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税收立宪能为税收法定主义提供更高的权威性依据。但应以何种标准限定？针对这一问题，笔者总结了德国公法学界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将其称为归责限定说、主观要件说和规范目的说。
如果损害强度很大，对行政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关联的要求可以适度放松。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在事实上并未使立法者的负担明显减轻。试想：如果跑车车主不使用跑车，那么限速措施不会损害其私有财产权。在宪法和行政法领域，原则上不存在类似于刑法中未遂的情况，只有在产生违宪或违法后果的情况下才可能引发请求权。
可能由于某人的过错，也可能出于偶然因素。若企业家无需驾车从事经营活动，则吊销驾照不会损害其经营权。
举例来讲：如果逮捕报刊记者的行为与其从事的新闻职业有关，则构成对其新闻出版自由的直接损害。附带效力（Nebenwirkung）的事实损害是指行政法律行为间接给第三人带来的损害。而偶然事实损害则是指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缺乏必然关联，相同行为可能导致不同后果，损害后果是否出现以及出现何种后果均取决于个案。《行政诉讼法》第67条第1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造成损害的，有权请求赔偿。
明显不符合宪法基本权利规范防御目的的介入不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6] 二、事实损害的分类 （一）后果效力的事实损害与附带效力的事实损害 事实损害通过行政法律行为的反射效力间接产生，德国学者加尔瓦斯（Gallwas）[7] 将反射效力分为后果效力和附带效力两种情形。Vgl. Ferdinand O. Kopp/Ulrich Ramsauer, Verwaltungsverfahrensgesetz, Kommentar, 13 Aufl. Muenchen, 2012, Einfuehrung, Rn. 39。（一）归责限定说 一些德国学者将德国刑法的归责理论引入宪法和行政法，并借此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
2. 除了已经实际获得的利益，只有损害了必然会获得的利益才可能导致赔偿，[25] 在此不得贯彻风险提高说的思想，否则可能导致受害人因损害行为而受益。换言之，只要没有明确规定特定的损害形式，基本权利条款原则上保障主体不受来自国家的各种形式的损害。
在当前，德国公法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消除后果请求权同样可从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功能中导出。这尤其适用于给付行政。
如果这些损害均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那么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将无限扩大，这也是德国一部分公法学者反对将事实损害纳入基本权利防御范围的理由。照此，给基本权利带来的损害如果不是规范旨在防御的损害，则不会受到宪法的限制。授予建设许可可能会导致周边的房产贬值，比如遮挡周边房屋的视野或阳光、破坏房屋的私密性、增加噪音等。[21] Stephan Herren, Faktische Beeintraechtigungen der politischen Grundrechte, Chur 1991, S. 133. [22] 对于赔偿请求权，我国《宪法》第41条第3款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在此，受害人必须属于规范旨在保护的群体，损失必须存在于该规范旨在保护的法益，且损害行为的方式和方法必须被该规范所涵盖。但对事实损害的防御不得导致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漫无边际，需要对其进行限定。
[4] 不能否认，传统损害与事实损害确实存在不同之处，但各种传统损害之间以及各种事实损害之间同样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无法否认基本权利对事实损害的防御。但在今天，我国宪法学界已普遍认同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2]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国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足以认定对基本权利的损害，二者之间必须具备特别的法律关联，否则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将漫无边际。除了苛待性行政法律行为，优待性行政法律行为同样可能导致第三人受害。
德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也认定，强制某一难民入住某一住宅后，若该难民给房屋所有者带来了损失，则这一行政行为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因为较之于房屋所有者自己选择承租人，损害后果发生的可能性提高了。福斯特霍夫（Forsthoff）与弗里奥夫的观点有些相似，认为构成损害的前提是行政主体至少应具备直接故意。
对于如何限定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德国公法学界存在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分别为归责限定说、主观要件说和规范目的说，其中规范目的说在宪法上最具合理性。Vgl. Walter Jellinek, Verwaltungsrecht, 3 Aufl. Offenburg 1948, S. 22f.。消除后果请求权和赔偿请求权则属于次级请求权。行政拘留企业经营者导致该企业员工利益受到损害。
交通规则的变更可能会损害出租司机的职业自由。[24] 将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扩展至符合规范防御目的的事实损害是否会导致法律后果产生相应的变化？笔者认为，与行政法律行为造成直接损害的情形一样，如果事实损害不具备宪法正当性，公民同样可以提出不作为请求。
公权力行为是否被基本权利条款所防御应取决于损害的效果，而非形式。德国公法学界曾经并不认可基本权利对这类行政行为的防御功能，这类行政行为的实施甚至都不被视为行使公权力，进而不属于公法学研究的范畴，但当前已普遍认为行政事实行为同样可能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同样应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
与其他损害形式一样，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原则上也防御事实损害。为了平衡立法和行政的负担，通常认为法律授权某一行为则意味着同时授权该行为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但当出现法律授权目的之外的非典型后果时，则需要例外对待。
进入专题： 事实损害 行政法律行为 基本权利 法律保留 。较之于来自德国刑法学的归责限定说和主观要件说，规范目的说更多尊重了制宪目的，明显更具备合理性。上文将事实损害分为可预见和不可预见两类仅为一种学理划分，并不意味着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产生影响。而无论何种原因逮捕记者，都可能会导致其同事和报刊读者的利益遭受附带效力损害。
在这类规范中，行政主体的决策空间扩大必然意味着责任增加，行政主体所选择的手段一旦引发了法律规定以外的后果，则违背法律保留原则。而本文仅讨论由行政法律行为间接引发的事实损害。
[22] 不作为请求权是基本权利条款本身所要保护的法律地位。除了行政法律行为本身所针对的基本权利，该行为还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其他基本权利间接遭受损害，这类损害产生于行为目的之外的后果。
若被引渡者在自己的祖国并未被判处死刑，则引渡行为本身不会触及其生命权。[12] 然而不难看出，风险提高说事实上并未对基本权利的防御范围做出任何限定，只要行政行为增加了损害后果产生的可能，则构成对基本权利的损害。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